：蜀绣作为中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文章基于中国知网（CNKI）1959–2023年间所收录的蜀绣研究文献，从年度分布、学科类别、研究机构、学者构成及研究主题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与统计分析。研究发现，蜀绣研究整体呈阶段性增长，尤其在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后发文量显著提升；研究主题集中于文史内涵、装饰特征以及工艺技法；研究机构与学者主要分布于川渝地区，体现出鲜明的地域集聚特征；研究内容广泛涉及艺术、轻工业、旅游与经济等多个领域。然而，与历史上蜀绣的辉煌成就相比，其当代影响力仍有待加强，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拓展其与数字技术、现代设计等领域的融合路径。文章旨在为蜀绣的传承、创新与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与发展思路。
第一作者简介：李舒旸（2000－），女，2023级艺术设计学硕士，产品设计专业。
纵观历史长河，蜀绣在刺绣工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蜀绣，又称“川绣”，与苏绣、湘绣、粤绣合称中国四大名绣。蜀绣明快生动、变化丰富的画面，成熟的技艺与细腻的线条，使之在众多刺绣中脱颖而出。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增强，蜀绣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技艺梳理与文化阐释，缺乏对整体研究脉络的系统性回顾与趋势分析。基于此，文章以中国知网（CNKI）1959–2023年间收录的蜀绣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从发文趋势、学科分布、研究主题、学者机构等多个维度进行统计与述评，旨在系统梳理六十余年来蜀绣研究的发展轨迹，总结研究特征，指出存在问题，并为未来研究方向提供理论参考，以助力蜀绣的当代传承与创新发展。
据知网检索结果显示，最早收录蜀绣的文章是1959年张德玉发表于《装饰》期刊中的《蜀绣》[1]，随后直至1987年，方有第二篇关于蜀绣的文章。2006年之前，关于蜀绣，除去重复的文章，一共只有5篇。2006年，蜀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其研究历程的重要转折点。此后，各类研究机构与学者积极响应，蜀绣研究的数量与深度显著提升，相关学术成果日益丰富。
蜀绣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截至2023年12月31日，在知网以“蜀绣”为主题检索共获得相关文献430篇，经剔除报纸、会议、重复及不相关文献后，得到有效论文345篇。数据分析显示，蜀绣研究发文量趋势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详见表1。
1957-2005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蜀绣研究数量极少，近五十年间仅有5篇相关文献。期间，蜀绣代表性传承人孟德芝首次在《上海工艺美术》期刊中提出了对蜀绣的创新与发展，指出蜀绣的创新可以从产品、技艺、针法三个方面进行[2]。
2006-2011年为第二个阶段，蜀绣在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引起了各行人士的广泛关注。关于蜀绣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6年一年内发表的文章便达到了前五十年发表文章之和。蜀绣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研究学科逐渐增多，艺术、教育、经济等多门学科均有涉及。
2012-2023年为第三个阶段，2012年“蜀绣”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推动研究进入新高度，年均发文量稳定在20~30篇。该阶段研究以传承与创新为主线，蜀绣纹样在现代产品中的应用成为热点议题。教育类研究逐渐兴起，累计发表近十篇；同时，学者们也聚焦蜀绣产业发展路径，致力于推动这一传统工艺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由图1中可知，蜀绣研究的学科分布呈现明显集中趋势。其中，艺术类学科发文量居首，达191篇；轻工业手工业次之，为160篇；旅游学科位列第三，发文62篇。造成此现象原因如下：一是蜀绣本是刺绣艺术，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得到重视——在2011年教育部学位办新公布的学科目录，“艺术学”从一级学科调整到单独的学科门类[3]。二是蜀绣技艺体系复杂、掌握难度大，传承人群萎缩，使得对其工艺技术的记录与研究具有紧迫性。三是蜀绣作为非遗文化，其历史性与独特性能够促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赋予旅游文化意义，实现文化与旅游的双向共赢。
综上可知，研究蜀绣的文章多以艺术、轻工业、旅游门类为主，其他门类虽有涉及但研究力度并不大。
根据检索结果可知，蜀绣研究主要集中于四川和重庆地区的高校及科研机构，详见表2，仅有少数省外学者参与相关研究。这一分布特征既反映出本地学者对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地方政府在文化保护方面的支持力度。在众多研究者中，西华师范大学乔熠发文量最高，共计7篇，其研究提出将蜀绣传统技艺融入现代服装设计教学，对技艺传承具有积极作用[4]。此外还有一些蜀绣爱好者，例如蜀绣代表性传承人孟德芝，除去平时的刺绣练习，会留出额外的时间进行刺绣技艺研究与论文写作，致力发展蜀绣技艺。总之，尽管研究蜀绣的文章和学者在逐年增加，但蜀绣的研究并未冲出地域性的约束，蜀绣的传承与创新仍需努力。
蜀绣作为一门拥有三千余年历史的“古老”技艺，其发展历程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关系，并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在文史内涵上，主要研究蜀绣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巴蜀地区人民映射在蜀绣独特的文化品位；装饰特征上，主要研究蜀绣多样的纹样构成；在工艺技法上，主要研究蜀绣复杂多样的针法。
蜀绣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通过蜀绣可以窥见古蜀人民的智慧和艺术，也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对蜀绣的文史内涵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对蜀绣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杨利君梳理了从汉朝至宋代蜀绣的发展历程，发现蜀绣以文字的形式出现，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文学家扬雄的《绣补》一诗[5]；王维杰和李梦珂的研究指出辛亥革命成为蜀绣生产品种的转折点[6]。褚丽美则详细论述了蜀绣的发展变革，并列举了如北宋《蜀绣双冠图》，如图2所示——现存最早的蜀绣实物，以及珍藏于重庆三峡博物馆的明代秦良玉锦金绣蟒凤衫，如图3所示，等代表性古代绣品[7]。此外，赵敏在《东方明珠——四大名绣之蜀绣》中，通过“衣因绣而尊”及“只有皇帝服装才以五色绣之”等记载，揭示了蜀绣及其制品的珍贵程度[8]。
二是对巴蜀文化与蜀绣关系的研究。任霞通过比较成都与重庆两地的蜀绣技艺，指出不同人文环境对刺绣风格的显著影响[9]。巴文化以重庆为中心，历史上巴人好勇斗狠，不拘一格，这一文化特质使得重庆蜀绣（即渝绣）风格粗犷大胆，题材也别出心裁；蜀文化则以四川为中心，当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湿润温和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人们宽容包容的性格，反映在蜀绣上则形成其“严谨细腻、光亮平整、构图疏朗、浑厚圆润、色彩明快”的艺术特点。
蜀绣的装饰手法主要体现在多样的纹样及丰富的色彩上。施爱芹、李蒙从动物、植物、山水、人物四个方面对蜀绣纹样进行划分[10]；武婵娟则将纹样划分成单独纹样、连续纹样和适合纹样三种类型[11]。左玲等人进一步对传统蜀绣的素材、寓意及蜀绣纹样构成样式进行了系统归纳[12]。总体来看，蜀绣的纹样构成样式分为单独纹样、连续纹样和适合纹样，题材来自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动植物、建筑、文字等，其中尤以具有吉祥寓意的纹样最为常见。这些纹样寓意丰富，大致可归纳为两性与繁衍、纳吉求福、辟邪去灾三类，体现了川蜀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祈愿。
蜀绣常以国画为创作蓝本，运用丰富多样的针法对画作进行还原或艺术再创作，其色彩表现丰富细腻，旨在充分体现国画的深远意境，如图4所示。然而，在现有研究中，针对蜀绣色彩的专题论述相对较少。《浅谈蜀绣的色彩与应用》一文初步探索了传统色彩语言在当代蜀绣创作中的融合路径与发展潜力[13]。
蜀绣工艺技法是蜀绣研究中的重点领域。据统计，蜀绣针法有12大类，130余种之多，是四大名绣之最丰富者。常用的针法有晕针、铺针、滚针、截针、掺针等，讲究“针脚整齐，线片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家”。刺绣者会根据自己对图案的理解，使用不同的针法力图达到最好的效果。其中，出现最多的两类针法当属晕针和车拧针。
晕针和车拧针作为传统技艺针法受到学界重视。晕针作为实现色彩过渡的核心技法，其分层施针的工艺原理已得到较充分阐释。乔熠等学者在《蜀绣传统技艺的特性研究》中，进一步将晕针系统划分为二二针、三三针、二三针等组合类型[4]，体现了该领域研究的细化趋势。《中国刺绣文化解读》一书则对“车”与“拧”的含义作出详细解析，并指出车拧针的用法与表现[14]。在众多针法中，衣锦纹针最受研究者关注，学者们多集中于其技艺本身及在当代的创新应用研究，尤其在皮革制品与服装设计领域。例如，冉诗雅等人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衣锦纹针法中的拉花锦针，分析了其美学特性与技艺特性，并将其整理成数字化图谱[15]。
20世纪80年代以来，蜀绣研究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反映出学界对其关注度的持续提升。然而，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蜀绣在当代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仍未恢复到历史鼎盛水平。当前，蜀绣的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技艺传承难度大、产业链尚不完善以及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等，这些都制约了其进一步的活化与创新。基于对蜀绣现状的深入分析，并结合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经验，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向着手，系统推进蜀绣的现代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中，需密切关注当今大众获取信息来源。不同于以往通过报纸、杂志获取信息，如今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元化，但主要来源还是通过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社交软件。蜀绣的传承与发展不能只限于传统的技艺相传，覃欣然与康英指出，可通过全媒体营销对蜀绣文化及其附属物进行宣传，例如通过线上社区、游戏、电视媒体等渠道，为该类非遗的现代传播提供了有益参考[16]。刘丽华在2023年发表的《热点与探索——对蜀绣产业化发展的文献信息分析》中也指出，数字化传承与发展是近五年来的重要研究方向[17]。2023年8月，短视频达人“夏天”和“煎饼”共同制作的《逃出大英博物馆》，以海外流失文物为题材，通过拟人化叙事引发观众情感共鸣。该片上线后全网播放量逾亿次，充分体现出适宜的传播时机、新颖的表现形式与引发共情的内容，是非遗题材成功“出圈”的关键因素。蜀绣同样可借助短视频形式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事实上，蜀绣曾经也用过类似方式。2009年，艺人李宇春发表《蜀绣》一曲，凭借精美的歌词、婉转流畅的旋律、丰富饱满的情感，一经发布便广受好评，有效提升了公众对蜀绣的认知并推动了文化传播。地方政府应把握此类机遇，善用现代传媒平台，实现对蜀绣更广泛、更有效的推广。
王康建等人通过调研蜀绣企业与市场，发现蜀绣用料特殊、针法复杂、人工成本高、成品耗时久，完善蜀绣产品链、培养织工、树立品牌才是蜀绣当前所需[18]。王兴兰等人指出，品牌形象的树立，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中是必不可少的，非遗产品树立品牌意识，能够取得用户信任，增强产品的吸引力和知名度[19]。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在对蜀绣的研究中，品牌意识比较弱，蜀绣整个产业与个别蜀绣传承人影响力错落不齐，目前为止，蜀绣产品尚未在市场打响知名度。蜀绣产品可对成功非遗品牌进行借鉴与参考，利用现代工业流程，找准定位，打造合适的品牌形象，按照市场规律和市场运作方式制作产品。
文章基于中国知网1959—2023年间蜀绣相关文献，系统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历程、主题分布与地域特征。研究发现，蜀绣研究自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后呈现显著增长，主题集中于文史内涵、装饰特征与工艺技法，研究力量高度聚集于川渝地区，体现出鲜明的地域属性。然而，蜀绣在当代的传播力与产业影响力仍较有限，面临技艺传承困难、产业链不完善与品牌建设滞后等现实挑战。未来，蜀绣的持续发展需在坚守传统工艺本真性的基础上，积极拥抱数字化传播与跨界融合。通过拓展新媒体推广渠道、构建现代品牌体系、深化文旅融合，蜀绣有望在新时代实现从“遗产”到“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使这一古老技艺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让巴蜀文化的瑰宝继续绽放独特光彩。
[2]孟德芝.蜀绣的创新与发展[J].上海工艺美术，2004（04）：74-75.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的通知（学位〔2011〕11号）[Z].2011-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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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利君.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蜀绣的传承与保护[J].青春岁月，2011（24）：13.
[6]王维杰，李梦珂.关于蜀绣历史发展背景及未来发展方向探讨研究[J].艺术品鉴，2015，（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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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王兴兰，袁力，黄璨，等.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营销现状及对策分析：以蜀绣为例[J].西部旅游，2022（09）：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