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天，北京的风还带着些微寒。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大门缓缓打开，一批在历史夹缝中沉浮数十年的人，走出了高墙铁窗。其中有一个身影，个子不算高，走路略显急躁，目光却有些飘忽——这人就是早年在军统中臭名昭著的特务头目周养浩。很多年后，有人回忆起他走出监狱那一刻的表情：既激动，又诡异，像是松了口气，却又盘算着什么。

　　有意思的是，这个当年在敌后制造过众多血案的大特务，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却一再表示“要感谢和毛主席”，称如果没有这次特赦，自己早就不可能活到九十年代。一个曾经坚决、坏事做尽的人，为何晚年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他在功德林的二十余年，是思想真的转变了，还是继续伪装？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绕不过去他的前半生，也绕不过去那场牵动两岸、牵动中枢高层的特赦行动。

　　时间往前推回到1933年。当时的上海，还沉浸在租界霓虹与战乱阴影交织的气氛中。这个年份里，刚从上海法学院毕业不久的周养浩，按理说可以走上一条相对体面的法律道路，或做律师，或进司法系统。然而，他的人生却在这一年出现了转折。

　　通过戴笠的引荐，周养浩加入了复兴社。这个组织后来逐步演变为军统的前身，是内一个极具保密色彩的特务系统。戴笠十分看重这个年轻人，原因很简单——头脑灵活，性格冷硬，下手干脆，不多问“为什么”。这种人，在残酷的特务工作中，往往能“办大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军统的很多行动挂着“抗日”的名义，但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有一部分力量始终没把矛头对准真正的侵略者，而是盯着和进步人士。周养浩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步一步从普通成员变成了“能办事的干将”，而后又成了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的大特务。

　　到了1949年前后，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执行命令”。那一年，国共内战已接近尾声，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就在这个关头，他参与和指挥了一系列极其恶劣的行动，包括秘密杀害杨虎城将军及其家人，连无辜孩童都未能幸免。教科书中曾出现的“小萝卜头”，正是在他的授意之下，命丧特务之手。

　　同一时期，在上级的安排下，他还参与破坏工厂，谋害地下党干部和进步民众。到了1949年下半年，随着在大陆政权土崩瓦解，他一边策划破坏，一边计划退路，准备随同一批特务骨干撤往台湾。只是这一计划，终究没能实现。

　　1949年年底，准备从机场逃离的他，在沈醉等人的配合与安排中，本以为可以顺利撤走，却被我方情报人员掌握行踪，最终落入新生人民政权之手。从那一刻起，他的身份，从军统要员，变成了战犯。

　　被押送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之后，周养浩的态度，让负责管理的干部觉得极不好对付。相关材料里曾提到，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顽固不化，沉默寡言”，不愿承认罪行，也极少主动开口说话。劳动改造的安排，对他来说也很难顺利推进。

　　那时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并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关押敌人”的地方，而是有明确改造目标的场所。对战犯的政治学习、劳动安排、生活起居，都有严格制度。令人感慨的是，很多将领、特务头目，在这种长期而稳定的环境中，思想发生了变化，其中就包括后来广为人知的沈醉。

　　沈醉与周养浩的境遇，最容易拿来对比。两人原本都是军统的重要人物，在“”这件事上，可谓“同路人”。不过，进了功德林之后，态度却截然不同。沈醉在认罪、坦白问题上，表现得相对积极，对自己曾参与过的暗杀、破坏等行动，能比较完整地交代，并在政治学习中逐渐做出反思。正因为这一点，他在1960年就被提前特赦，获得了自由。

　　与之相反，周养浩在五十年代乃至六十年代初，都属于“改造难度较大”的那一类。面对谈话，他常常不愿多说，甚至以沉默对抗；面对罪行材料，也很少主动补充。管理人员在给上级的汇报中，对他的评价，很难用“有转变”来形容。

　　不过，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他的状态开始出现变化。劳动中，他不再消极怠工，政治学习也不再完全抵触。有管理人员后来回忆，说他在讨论时，会偶尔点头，也会插几句“认罪”的话。有的战犯甚至私下议论：“老周大概也想开了。”

　　表面看，这些迹象像是一种“思想转变”，但当时没有人能完全判断，这种转变究竟是内心的改变，还是他通过长期观察，算准了政策，决定“装一回样子”，为自己谋得一条出路。这个悬念到了1975年，才逐渐展开。

　　1975年3月，中央作出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为推动两岸关系缓和，创造有利的统一条件，对仍在关押中的一批战犯，实行全面特赦。这也是新中国战犯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前，包括杜聿明、郑洞国等大批战犯，已经在不同年份陆续获释，而这一次，是“收尾性”的安排。

　　在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中，周养浩的名字赫然在列。功德林里很多战犯听到消息时，都有一种“终于到了这一天”的复杂心情。有人忍不住流泪，也有人闷声坐着，半天不说话。传说周养浩在被正式告知特赦的那一刻，曾在监狱门口跪地痛哭，这个细节很难逐字逐句地核实，但不难想象，他心里经历的震荡并不小。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他在劳动、学习中的“积极表现”，被写进了多份材料，这些材料成为他被纳入特赦范围的重要依据。许多干部都认为，他的思想确实有所松动，至少不再像刚被押来时那样“硬到底”。正因为这一点，他得以和其他战犯一道，迎来铁窗后的春天。

　　特赦后不久，中央安排了一次颇具象征意义的宴请。1975年3月23日，在北京饭店设宴，为这些战犯“洗尘”。席间气氛并不轻松，却也没有人敢随意失礼。举杯时，说了几句后来被多次引用的话，大意是：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去，大陆方面绝不阻拦；不仅不阻拦，还会尽可能提供路费等帮助。将来若是想回来，大陆也同样欢迎。

　　有战犯听到这里，眼眶立刻红了，有人站起来说：“感谢，谢谢你们。”这种场面，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强烈的反差：曾经你死我活的对手，如今却以宽容之态送你回家团聚。

　　在最后一批特赦战犯中，一共有十个人提出要去台湾。原因并不难理解，他们的家属大多早已在台湾定居，多年不见，希望晚年能与家人团聚。其中职务最高的是曾任第51军军长的中将王秉钺，他的母亲、妻子和子女全部在台湾，他的愿望，是“去看看老婆孩子”。周养浩则更多是旧日情感和政治期待交织——他毕竟长期效忠于蒋氏政权，一部分心思，还停留在那段历史里。

　　在得知这批战犯有人想去台湾后，也作出了明确表态。他认为，这些人年纪已经不小，回去与家人团聚是人之常情，大陆方面不应阻拦，更不能设置障碍。于是，在具体安排上，中央不仅没有通过手续故意拖延，反而开了很多“方便之门”：统战部为他们办理可以往返的通行证，准备了新衣服，发给每人一笔路费，还指示中国旅行社照顾他们在香港的生活起居。

　　1975年4月13日，这十人启程前往香港。那天在机场，不只是政府代表来送行，还有早年就已被特赦的杜聿明、郑洞国等前高级将领。新中国当时的经济基础并不宽裕，但对这十人的待遇却很体面——抵达香港后，被安排在条件较好的酒店，一人一间房，生活费用也有所保障。这些细节，后来都被周养浩在回忆中一一写下。

　　如果只看这一段，会觉得故事似乎要走向“旧人重归台湾、与家人团聚”的路线。但历史从来不会按照某个人的主观预想去发展，尤其是在那样敏感的两岸环境下。

　　当时的台湾方面，对这批特赦战犯即将赴台一事，并不是毫无准备。蒋介石在1975年4月初刚刚去世，台湾政局从上到下，都处在一种微妙的调整期，对来自大陆的任何政治信号都格外敏感。

　　4月23日，台湾当局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表面上，这份声明的措辞颇有“欢迎”意味，说对愿意来台的旧人“热烈欢迎”。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附加条件：周养浩等十人若要入台，必须先发表一份“声明”，公开表态与大陆“划清界限”，以显示“忠诚”。

　　这一要求，对经历过几十年风雨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周养浩等人过去在军统系统，最懂得这种“政治姿态”的含义。一旦签下这样的声明，就意味着彻底把自己放在与大陆对立的位置上，之前在功德林二十多年的改造、学习、待遇，等于被自己一笔抹杀。

　　据回忆，当台湾这个条件传到香港后，十人之间曾多次私下议论，有人犹豫，有人愤怒，也有人沉默不语。周养浩在这种场合，很少开口，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当年在大陆犯下的罪行之重。如果为了回台湾再公开攻击，那么在他心里，那条界限会彻底断裂。

　　后来，他在香港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态度非常明确：要求他发表“声明”，他做不到。他提到，在功德林二十多年的生活，让他见到的是一种不同于过去想象的——宽容、讲政策，对战犯并不简单实行报复。用他的说法，是“不能做忘恩负义之事”。

　　这一表态，在当时的香港和台湾舆论场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郑洞国等已经在大陆生活多年的前将领，也公开对台湾当局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种逼迫战犯“表忠心”的做法，不近人情。在台湾内部，一些军界人士也对这份声明提出质疑，觉得这样处理，会寒了人心。

　　在舆论压力之下，台湾当局既不愿彻底放弃，又不愿轻易放宽条件，于是采取了拖延战术。手续一拖再拖，始终没有明确答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悄悄派出一个所谓的“反特小组”前往香港，对这十人进行严格审查。名义上，是“防止间谍潜入”，实质上，是不信任这些曾经的部下。

　　在审查期间，有一人突然“意外死亡”。具体细节长期以来并不公开，但这一事件让剩下的人心中更加沉重。等到同年8月28日，台湾方面终于给出正式结论：周养浩等九人，不符合入台条件。

　　这句话，等于当面关上了一扇门。周养浩到这里，心里多少已经有了答案——那个自己曾经效忠多年的政权，面对他晚年的归宿问题，选择的是怀疑与拒绝；而曾经敌对的，在他完全失去利用价值之后，还愿意给他路费、给他体面、给他选择。

　　“他们不要我们了。”据说，在香港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有人这样说。另一人苦笑了一声：“人家嫌脏。”这种极其直白的表达，实际上道破了许多被利用、被抛弃的旧部心中最深的那层失望。

　　最终，十人分道扬镳：有四人，包括周养浩和王秉钺，选择前往美国投奔亲属；有三人返回大陆继续生活；还有两人留在香港，以一种折中的方式度过余生。这种分散的结局，某种意义上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旧人晚年的命运——没有统一的归宿，只能各自寻路。

　　在美国的那些年，周养浩已经年逾古稀。身体大不如前，但精神尚可。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回想、整理、书写上，试图把自己从年轻时代到功德林岁月的经历，串成一条完整的叙事。这种写作，既是向外界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清算。

　　他在书稿中，花了不少篇幅回顾年轻时代如何从一个“热血青年”，一步步卷入特务系统，最后沦为“杀人机器”。对于1949年前后那些血腥行动，他没有完全回避，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功德林时期的描述非常细致，尤其强调了对战犯的改造方式和生活安排。

　　他写到功德林的集体学习，写到干部与战犯之间一次次长谈，写到自己初期的抵触和冷漠，也写到后来逐渐不得不面对的那些事实。比如，为什么在战犯身上不搞肉体折磨，而是强调“自我认识”；为什么在物质条件艰苦的年代，仍然保证战犯的基本生活；为什么对已经犯下重罪的人，还愿意给机会，让他们通过劳动、学习争取宽大处理。

　　有一段话后来被屡次引用：“是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自己一辈子都感谢。”站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看，这句话并不算夸张。如果按照战犯处理的一般逻辑，他这样的人，在1949年后被判死刑，并不令人意外。但新中国在处理战犯问题上，采取了更为复杂和长远的考虑：既要追究责任，又要争取人心；既要惩前，又要毖后。

　　周养浩还在回忆录里写到一个认识：“在功德林的二十多年里，才慢慢明白为什么能打败。这不是运气问题。”他提到，在晚期对人心的控制，更多依靠恐惧和实惠，缺乏真正的信念基础；而在对待昔日敌人的态度上，展现出一种并非“策略性”的宽容，而是嵌在制度和理念里的做法。他用了一个近乎反问的句子：“试问，能够对敌人如此宽容的，怎能不赢得天下？”

　　当然，这样的评价，也有人认为带有他晚年“求心安”的成分。毕竟，一个参与过多起暗杀和屠杀行动的特务头目，不可能靠几本回忆录就抹去罪责。但不得不说，他对两种政权在待人处世上的强烈对比，有切身感受，这些感受对理解那段历史，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

　　回到最初那个问题：他在功德林后期表现出的“积极”，到底有多少是真心，有多少是伪装？从结果看，至少在1975年特赦前的几年，他确实把“配合改造”当作一条重要出路。但从他在香港拒绝发表“声明”，再到回忆录中对一再表达感谢，可以看出，他的心路并非简单的“演戏到底”。

　　有人认为，他早年在军统体系内活得太久，已经习惯于算计与伪装，所以很难用“彻底转变”来形容他的晚年。但有一个事实难以否认：当两种选择摆在面前——一边是以“声明”为条件的“旧主欢迎”，另一边是不设前提、允许自由去留的新政权，他最终选择了不去配合前者。这一动作，本身就说明，他对“谁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这件事，是有清楚判断的。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周养浩直到生命的最后，仍然没有为自己过去的罪行找到真正的“借口”。在面对访客时，他曾感叹：“这辈子坏事做尽，本该一枪毙了。”这句话当然不能替他赎罪，但至少坦承了他对个人命运与时代选择之间关系的认知：如果没有那次特赦，他的结局，极可能停在五十年代；如果没有那二十多年的改造，他也不可能坐下来写那几十万字的回忆。

　　从某种角度看，他的一生，恰好勾勒出一个极富反差的轮廓：年轻时在法学院课堂上接触法律，却在现实中转向秘密杀戮；中年时在战火与特务网中横行，日益麻木；暮年时在异国他乡，拿起笔，反复书写自己曾经不愿面对的历史。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政权对“战犯”这类人的不同态度。曾经的“主人”，以怀疑、利用和抛弃为主；曾经的“敌人”，在掌握了生杀大权之后，选择了改造、特赦与送行。这种对比，不用靠夸张的语言去渲染，只看事实本身，就已经足够清楚。

　　周养浩晚年的那句“要感谢和毛主席”，并不是一时冲动之语，而是在经历监狱二十多年、香港受阻、台湾拒绝、美国晚年回顾之后，对整段人生的一种总结性判断。对旁观者而言，不必替他洗白，更无须刻意拔高，只要记住时间线上的这些节点，就能理解他那句“先前都是伪装”的另一层含义——伪装的不仅是他个人，更是旧时代特务体系里的整套价值观。